2014年，国家文物局对100个古城不可移动文物的消失情况进行普查。对于地方自查上报的数字，国家文物局选择10个县区，用卫星和其他手段进行复核，发现出入很大。如果以这10个县区的文物消失速率折算到全国，大约一年全国就有1.5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在领导意识、数字水分的背后，是监督管理体制不畅导致文物执法难以摆脱权大于法、文物保护频陷被动的严峻现实。

　有关专家认为，随着中央将文物保护工作提到新的高度，建立健全文物执法垂直管理和大区督查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项工作甚至比资金投入和违法个案处理更为紧迫和重要。

　法人违法日益突出

　2014年上半年，国家文物局接报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违法建设等案件81起、破坏文物本体案件3起，其中绝大多数为法人违法案件。

　法人违法案件是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在法人意志支配下，以法人名义组织实施的。相对于个体犯罪来说，法人违法尤其是政府法人违法的破坏性更强。在行政指令和商业利益的左右下，文物往往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仅2014年，南京市违规“复建”太平门事件、广东梅州大规模拆除传统民居围龙屋事件、四川平武报恩寺建控地带违建案、北京天宁寺违法建设事件、青岛德军要塞被拆毁事件、洛阳市违法开发洛阳宋金老城东南隅历史街区等，都引发了舆论持续关注。

　一些官员对破坏文物现象持漠视和纵容态度，甚至直接干涉、阻挠文物执法。2013年，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晋绥铁路银行旧址”在没有报批文物部门的情况下，由个人私自修缮并变身为饭店。太原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的一位人士说，文物局曾下发停工通知，但主事者表示，他是和政府部门“共同修缮”的。

　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杨新华告诉记者，2007年南京市级文保单位张治中故居被开发商拆毁，时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的他立即报警，虽然公安等部门十分重视，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上级领导发话叫他和文物部门“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不少敢于向上级反映当地文物破坏案件的基层文保干部，甚至遭到打压。去年轰动全国的四川平武报恩寺建控地带违法建设案，在工程论证时就遭到当地文保干部的反对。在阻止未果的情况下，当地文保干部集体向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了举报信，这才引起重视。违法事实败露后，反映情况的文保干部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停职。

　“最终案件办得很漂亮。”国家文物局一位参与办案的干部说，“但是，那些被当地处理的文保干部，可能这辈子在当地就抬不起头了。”

　文物执法被弱化和边缘化

　《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执法主体应是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是，执法无权、队伍薄弱、地位羸弱的现状，让基层文物执法难以到位。

　云南巍山县拱辰楼大火备受舆论关注，当地文物执法主体本应为巍山县文体局，但该局并无文物科室，实际负责文物管理执法的，是文体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并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县文物管理所。一位文保人士如此评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巍山的文物管理体制尚且如此，文物点相对比较少地区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调查发现，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仅北京、浙江和新疆三地设有专门的省级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北京市的文物保护机构力量最强，编制18人，浙江省的文物监察总队编制8人。

　国家文物局督察司督察处处长邓超介绍，在局省级文物部门中，专门设有文物执法处室的仅有16个省份;地市以及县一级，多已实施“大文化”政府职能部门合并改革，在文化、新闻、广电行政执法得以大幅度加强的情况下，文物执法反而有被弱化和边缘化的趋势。

　山西省文物局执法督察处负责人表示，山西的11个地级市中，负责文物执法督察的，有的是事业编制，有的是机关的一个处室，市文物局大多数是内设一个安全科负责执法督察，人员编制严重不足，仅能对国保、省保、市保每月巡查一次，对大量一般文物根本无力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