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五千年历史，足以成为东方建筑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如果要在追新求异中另起炉灶，用西方的建设理论和模式来改变自己的城市面貌，用西方人的思路去设计自己的家园，这该是怎样的文化悖论?

　中国城镇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起步的，不认真地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就不可能跟上形势的发展，达到国际认可的水平。经过几年的城市化改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极大提升。然而，面对比比皆是的高楼大道、霓虹闪烁，人们难免在恍惚中联想到曼哈顿、巴黎等欧美城市的标志性景观，感觉到身边城市的本土气息越来越淡。在一定程度上说，在现代化大潮中，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一场“洗礼”。

　《辞海》中将“洗礼”一词解释为：“基督教的入教仪式。”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入教者便可以洗去以前的“原罪”和“本罪”，完成从“俗人”到“教徒”的过渡。显然，“洗礼”不仅是一种仪式，其文化意义是改换门庭，另起炉灶。用“洗礼”来形容中国城镇化的目前状况，虽然有些无奈，却比较符合实际。翻看一下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我们还会发现，像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在没有形成自己城市建设定位之前，也曾出现过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的倾向。

　在建筑文化的语境中，建筑不是房子，而是承载民族精神的符号。这样看来，西方建筑承载的是西方人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理解，东方建筑则承载着东方人对自己存在意义的理解。在这样的层面上来认识建筑，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西化”不是现象性的，而是文化上的错位：有着五千年历史，足以成为东方建筑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中国，如果要在追新求异中另起炉灶，用西方的建设理论和模式来改变自己的城市面貌，用西方人的思路去设计自己的家园，这该是怎样的文化悖论?

　西方的建设理念与模式，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它更是工具理性在城市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其中不乏对现代城市建设规律的总结，值得我们学习和吸取。但也决不能就此止步，将西方的规划和设计看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首先，西方的建设理念与实践，是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总结，不管如何先进，也只是城市现代化中的一个部分或阶段，并不是人类城市现代化的终极标准，更不可能成为各民族城市现代化的万能良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任何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都必须首先考虑国情因素才可能深入人心，得到很好的实施。在城镇化过程中，西方建设理念只有依据中国的历史文明、地域条件，结合民族传统才可能得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前些年在一些城市不顾当地人口条件出现的“广场热”，不顾居民消费水平出现的“别墅热”，不顾历史文化条件出现的“高层热”，甚至于还出现了建造埃菲尔铁塔来体现小区西化程度的事情。这些项目在立项时都以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为由，但是，因为脱离民族文化背景，反而使城市越来越缺乏特色，在引起中外专业人士的反感的同时，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味模仿西方的做法并不高明。

　其次，西方的理念和模式是我们城市建设的重要参照，但是也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和冷静的头脑，避免“真理逾越一步，也可能成为谬误”的错误。我们承认，西方城市化水平是非常高的，也积累了比较系统的经验。但是，如果不对这些东西加以中国化，因地制宜，就会出现不伦不类的滑稽效果。尤其是古都中的现代性建筑，作为建筑产品，我们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我们却无法将形成这种产品的社会环境也移植过来。因此，这样的建筑往往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距离太大，与周围的环境也并不协调。

　再次，对中国这样一个古国来说，城镇化绝不是当代社会才遇到的新事物，而是一个老问题，而且早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不管是当年秦始皇建造都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性思路，汉唐都城规划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恢弘大气与层次感，还是明清王朝留给我们的宫殿遗产，至今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设计和规划城市环境时的重要参照。也就是说，像北京、西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历史古城，不仅有其深厚的历史文物价值，其中的一些营造智慧，还对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中保持城市的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样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中国城市的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的经验，更需要立足本土文化基础上的创造，在洋为中用中塑造出中国气派。要达到这种境界，在城市化过程中，不管是具体项目的设计，还是整体规划的展开，甚至是景观上的搭配，都应该与本土的营造传统相联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