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它的历史甚至比“道德”这个公认的最古老的命题之一还要长。

    日前，新华社受权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共9大部分35条，从总体要求到分项设计，系统全面，是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中央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

    《意见》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推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的情况下，《意见》的出台又一次引发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层层思考。

    环境与我孰为主

    以“无为而治”而被后人铭记的古代先贤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对待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一视同仁。自然不会因为你是人类而对你更加善良。

    但翻开世界历史的画卷，我们看到的却是“人定胜天”、人类如何征服自然的历史。人成了天地之间的主体，而自然只不过是满足人类“征服欲”的附属。

    可是事实上，地球存在了多长时间？宇宙又存在了多久？在这个时空当中，人类不过沧海一粟。

    正如吴军在《文明之光》一书的引子中所提，若将地球的年龄缩短成一年，则人类仅在最后的半小时才出现。要读懂人类文明史，要从更深的层次去看待生态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文明几乎可以等同于人类文明的概念，因为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地克服种种变化着的障碍、从环境中获取自己所需的过程——那就必须跳出人类本身的意识局限，从宇宙形成的原点出发，用超然物外的视角来看待生态文明。

    有人这样概括《切尔诺贝利：死区生灵》这个纪录片所讲的故事：在人类离去之后的切尔诺贝利，动物过得好不惬意。人类的禁区，却是动物的乐土，这样看来，人类究竟算什么？人甚至可以说是比核污染更为可怕的存在！

    当然，这个可怕是对那些比不上人类“强大”的动物而言。但是，在面对自然的威胁时，“强大”的人类只能丢盔弃甲地逃离，“柔弱”的动物们却能够经受住核辐射的考验，在人类离去之后，反而生活得“萌萌哒”。这样的对比，不值得人类深思吗？

    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然永远能够卷土重来，即使人类尽最大努力去摧毁它。人类为自然所做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为了自救而已。所谓的保护环境，不过在保护适宜人类自己居住的那种环境：有足够的阳光、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多种多样的、相互间能够形成链条与循环的生物。

    甚至，即使人类的技术真的进步到了足以“毁灭”地球，使它变得再也不符合人类以及现存的、已知的所有生命体形态居住了，也不是说它就被完全地破坏掉了。也许它会变成一个适宜机器人或者另外某些暂时未知的物种的家园。

    因为，地球是母亲，人类不过是她众多孩子中最调皮的那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终究是输得起的。我们的种种思考与改进，都不过是为了苟延残喘，在母亲怀里多赖一会儿。

    青山见我应如是

    但是，要求人类永远用这样宏大的、超脱的、类似于《三体》中的“宏世界”中的文明欣赏地球文明时才会具备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在地球上的一生，未免不合实际，甚至有可能让人“看破红尘”，觉得活不活都没大所谓。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所见所知所闻所感均极其有限，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人生当中的“眼前事”占据了人类的绝大部分思维空间与意识空间。如果将单个个体的一生看成一场游戏或者一场梦，那首先也要遵循游戏的设定，让自己处于玩家的地位，而不能随意地跳出来变成观众甚至设计者，否则，这游戏还怎么玩？又怎么能好玩？

    而在人类生存的游戏当中，人类是玩家，自然只是游戏的场景与界面，在退出这场游戏之前，我们必须被限制在自然的规则里，去生存和感悟。

    所以，在人类自己的意识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当作主体，而除自己之外的一切，无论多么伟大多么令人赞叹，都是“影响我”或者“服务我”的，而那些与“我”产生不了多大关系的事物，就可以不必去管。
在这样的维度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适宜的相处模式，其实现实得多。

    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给出了这样的观点：因为伦理关系意味着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因此，当地球尚无人类出现之时，自然界的存在物只是作为自然系统中的要素存在而已，没有意识，没有目的，当然也不具备道德意义，没有权利与义务可言，既不受道德限制，也不能给予道德评价。直到人类出现，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就渗入了人的意志作用，在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当然，即使这样，人与自然之间依旧没有产生伦理关系，因为伦理关系的本质是权利与义务，作为伦理的主体，必须具有自觉地能动地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和资格，因此自然界不能充当伦理关系的主体，只能作为价值的客体而存在 。

    所以，讨论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只能限定在自然跟人类确实发生了关系的这一小段时间与这一小片空间当中。

    在这个微小的时段与空间里，不妨假定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是地球的主宰，是宇宙中已知的唯一文明，除人类之外的一切都只有在与人类发生或正或负的关系时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对于自然万物，人类之所以要给予道德关怀，不过是因为肯定它们存在的价值——对人类生存的价值。

    人类要尊重自然，与之和谐发展，是因为它们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证，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人类的利益而非自然的利益。也只有这样，自然与人的关系才有了讨论的现实意义。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不过是诗人的闲趣意境罢了。一转头，诗人也会吃喝拉撒，呼吸空气，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向自然索取能令自己生存的物资。

    所求无限 幸有环境制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过于丰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像儿童离不开引绳一样，那不会使人类本身的发展成为一个自然的必然。

    确实如此，环境对人类有制约，人类发展才有动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总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当中得到升级。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不断克服环境制约的过程。

    如上文所述，人类在短短的一生中——这并非是指单个人类的百年光阴，而是指整个人类历史——所见所知所闻所感均极其有限，但人类所求却是无限的，而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这样无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或者说欲望，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却难免导致一些错误行为。

    沙尘暴、雾霾、洪水泛滥、生态失衡、物种灭绝……这种种问题怎能说与人类活动没有关系，人类怎能视而不见？

    还是用游戏做比喻，人类正因为处于玩家地位，所以并不会清楚整个游戏在每时每刻的清晰局势，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当下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体现在现实的历史当中，就是人类的种种超出自然净化与恢复能力的生产行为。

    当人类进入原始农业文明之后,基本上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开始了一种稳定的生活。定居生活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前提的。为了使农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人们必须对自然进行一定的改造。对于自然环境的人工改造,一方面使人类能够通过自然环境得到人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及部分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如果改造的力度超出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承受能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往往是致命的，尤其是在那些敏感的生态系统中，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越严重的地方,自然生态系统就越脆弱,最终使得建立在这些脆弱环境基础上的文明逐渐消失。

    比如，古代西亚是最早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尤其是以两河流域的文明最为璀璨夺目。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水流缓慢。在这片肥沃的冲积平原生活的苏美尔人较早地掌握了农业生产需要的灌溉技术,大力兴修水利工程设施,建立了远古时期较为发达的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曾经诞生过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可是，几百年的灌溉导致土地含盐量增加，最后摧毁了这一现实中的“伊甸园”。

    在近代与现代，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不适当的农耕和放牧已经在大片土地上导致了对土壤的侵蚀和流失。如今，农业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无机肥料和农药，而这两者均在损害着土地的质量。即使是这样的可再生资源也会因为人类使用不当而受到损坏。

    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会给自然环境带来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担和破坏。英国著名考古学者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中提出：人类的进步或成功，可以以人口的增长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例如，新石器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意义，可以在人口曲线的“朝上转弯”中体现出来。

    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只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有效。

    居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曾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玛雅文明,而关于其毁灭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人口负载造成的。从公元前800年左右起的17个世纪中, 人口平均每隔408年就翻一番,到公元900年时已达500 万人。在人口负载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过度开垦使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土壤侵蚀日益加剧, 水土流失严重,湖泊为淤泥堵塞,耕地生产能力到最后几乎完全丧失,不仅食物严重匮乏,而且旱季饮水无法保证。最终,一个世界文明消失了。

    现在看来，人类数量似乎已经增加得有点过度了，在人与环境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当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与不平衡。也正因此，尽管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效率地支配环境，但我们随意扩大自己族类数目的自由却并不比以往大，甚至可以说更小了。计划生育就是典型例子。即使我国如今已经放开单独二胎，可是人们也不想再生了，这当然有观念转变的因素，但观念的转变也是人类自身的内在因素与环境的外在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

    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是当今资源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北美伊利湖渔业的衰亡，完全是污染的恶果——而这不过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而已。

    在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看来，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利，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可以说，他注意到了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变动着的关系中去讨论自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但却未能充分考虑到引起变化的因素，只将之归因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提高能够使环境的制约缩小，却忽略了人类活动也在给环境带来新的更大程度的制约。

    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不要过分地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而要当心自然界的报复。其实，这句话不过是采取了一种让大部分人类能够听懂并且认同的表述方式，也许他真正想说的是：在自然面前，人类何曾有过真正的胜利可言？自然也从来不必报复人类，一切都是人类自食恶果。

    当雾笼罩伦敦上空长达几个月、当石油泄漏造成物种灭亡、当核辐射威胁到人类健康时，人类是时候反省一下自身的行为了。而自然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种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必须承受、面对的问题，需要世界行动。

    在曾经的“雾都”伦敦下大力气治理雾霾后，中国这个现今被雾霾困扰的国家也开始了行动。

    在此次公布的《意见》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抉择，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

    这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当今人类对于生态文明、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已经足够让我们采取有效的行动。只是，人类与自然最终会走向何方，没人能给出答案。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自然的一个意外的巨变就足以让我们现在的所有努力全数白费，看上去像一个笑话，正像户外的驴友们常说的那样：“大自然稍一动容，人类将交出全部。”但所幸的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从不会知道。